韋海生 美國的文學雜志眾多，各有特色。《巴黎評論》的特色就是作家訪談。從1952年至今，《巴黎評論》中的作家訪談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作家。我們熟悉的那些作家一一都在榜單之中，從福斯特到斯蒂芬·金，從海明威到村上春樹，幾乎你能想到的作家都接受過這份雜志的訪談——事實上，每一位作家都以此為榮，蘇珊·桑塔格在1965年的日記中就曾暗下決心：等我講起話來能像美國作家莉蓮·海爾曼在《巴黎評論》上那樣清晰而直接的時候，我就可以接受訪談了。1994年，她如愿以償地接受了《巴黎評論》的訪談。
帕慕克說第一次讀到《巴黎評論》是在25歲，當時正在寫他的處女作。他說當時就像無意中發現了宗教典籍一樣高興，千方百計弄到了企鵝出版社的每一卷《巴黎評論·作家訪談》。在他每次寫作卡殼的過程中，他都會去重讀這些作家訪談。他說，最初，他讀這些訪談，是因為熱愛這些作家的書，想知道他們的秘密，了解他們是如何創造虛構世界的。多年以后，等他也出現在了《巴黎評論》上之后，他依然會重讀這些訪談，這個時候的重讀是為了喚醒自己寫作初期的希望和焦慮，因為“我知道自己并沒有被引入歧途：我比以往更強烈地感受到了文學帶來的歡樂和苦惱”。
三月份，《紐約書評》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·希爾弗斯去世。《紐約書評》是1963年創刊的，而《巴黎評論》是1953年創刊的。這兩份偉大的文學刊物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希爾弗斯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希爾弗斯從耶魯大學畢業后，來到了法國，留在了巴黎。當時，美國有無數藝術家都來巴黎朝圣，隨著海明威等“迷惘的一代”的成功，巴黎更是吸引了無數的文學青年。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出身富貴之家，并且畢業于哈佛或耶魯，經常在塞納河左岸夜夜笙歌，過著花花公子式的生活，整天與妓女、爵士樂手、畫家和詩人為伍，這其中就有喬治·普林頓、彼得·馬西森、哈羅德·L.休姆斯等人，這群放蕩不羈的年輕人打算在巴黎出版一本文學雜志《巴黎評論》，喬治·普林頓開始擔任了總編輯，鑒于幾位創始人花花公子似的生活狀態，普林頓后來邀請了在巴黎的希爾弗斯接任了總編。
剛開始，《巴黎評論》的編輯們是在路邊的咖啡館、打彈子球的時候，完成了需要編輯的任務。盡管如此，雜志依然做得有聲有色，因為他們個個都是才華橫溢、出手闊綽，又極其富有品位：他們不盲從潮流，不濫用時髦詞匯，不隨便對卡夫卡的作品發表粗淺的評論，他們發表的都是那些頗有才華，但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家的詩歌或小說；他們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的評論——這些知名作家請他們吃飯，為他們引見女演員、劇作家及出版商。隨著他們交際圈子的擴展，他們邀請更多的人加入他們的圈子和聚會。這種聯絡作家的方式一直延續了下來，成為了一種風靡一時的潮流。
美國記者蓋伊·特立斯在特稿《尋找海明威》中，一針見血地指出，《巴黎評論》當年在巴黎創刊，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雜志社有錢，“它的職員可以盡情尋歡作樂，因為他們知道，一旦進了監獄，朋友和家人就會把他們保釋出來”。雜志厭倦了巴黎的生活后，搬回到了美國。羅伯特·希爾弗斯就干過這樣的活兒，把創始人之一的休姆斯從監獄里保釋出來。
1973年，《巴黎評論》從巴黎搬回到了紐約，就在普林頓租住的公寓。這里就成為了美國文人聚會的中心，紐約最火的文學沙龍。在這套僅有一間屋子的公寓里，幾乎每周的一個晚上，你都可以見到詹姆斯·瓊斯、威廉·斯泰倫、歐文·肖、諾曼·梅勒、菲利普· 羅斯、莉蓮·海爾曼……甚至還有第一夫人杰奎琳·肯尼迪。
特立斯在《尋找海明威》中，對喬治·普林頓這位一手打造了《巴黎評論》的靈魂人物評價說：“多次張羅聚會、把家門鑰匙分發給同事、老朋友們不在《巴黎評論》工作后的很長時間內還在刊頭上保留他們的名字……通過這些方式，喬治·埃姆斯·普林頓多年來成功地把這個群體團結在一起，并且在他周圍創造了一塊浪漫的、不受約束的盡情歡樂的小天地。”這大概就是一份文學雜志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。
（作者：思郁，來源: 現代快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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